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   在民间，关于宋徽宗与李师师的爱情故事版本有少。

    宋徽宗与李师师的艳情，广为人知，据史料记载，宋徽宗曾赐给李师师黄金、白银多达十万余两，为了她竟然在皇宫和李师师所住的镇安坊之间开挖了一条地下暗道！想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让贵为天子的皇帝围住一个妓女十七年吗？那就循着作者的思路，追溯这一段迷情故事吧！
在男权中心的统治下，男性为了满足他们纵欲的需要，建立了娼妓制度。春秋时期，齐桓公称霸后，管仲设“女间”700人，是为中国官妓的开端。“女间七百，齐桓公征其夜合之资以佐军需”。这是说，齐桓公通过经营妓院，从妓女中征税作为军需中的一部分。此后，娼妓制度一直沿袭下来。及至唐代，娼妓盛行，竞有宫妓、官妓、家妓之分。但在唐代以前，尚未见正式写妓女的文学。中国之有“写妓女”的文学当自《霍小玉传》始。蒋防的《霍小玉传》、白行简的《李娃传》、房千里的《杨娼传》、皇甫枚的《绿翘》（写了变相妓女、女道士鱼玄机）、杜光庭的《虬髯客传》（小说中有个叫红拂女的妓女，胆识过人，识李靖于风尘之中，为妓女生色），是唐代“写妓女”文学中的名篇。及至宋、元，写妓女的话本在市民和普通百姓中流传。话本《钱舍人题诗燕子楼》、《苏长公章台柳传》、《柳耆卿诗酒玩江楼记》，是宋代“写妓女”文学中的佼佼者，话本作者的同情完全是站在妓女这一边。到了明代，随着市民阶层的壮大，工商经济的发展，写妓女的文学，在观念上有了新突破。从前，妓女把自己的出路寄托在读书人和做官人身上，从良就是“从”读书人、做官人的“良”。明代小说以《杜十娘怒沉百宝箱》中的名妓杜十娘与《卖油郎独占花魁》中的名妓花魁女美娘作对比，表明“从”读书人、做官人的“良”是靠不住的，相反，“从”工商业者的“良”比较可靠。清人“写妓女”的文学，当以陈森的《品花宝鉴》、魏秀仁的《花月痕》、俞达的《青楼梦》、韩子云的《海上花列传》最为有名。至于其后“写妓女”的作品，只有二春居士（李伯元）的《海天鸿雪记》、张春帆的《九尾龟》比较有名。曾朴的《孽海花》，应是在中国帝制的封建社会里“写妓女”的压阵之作。
    没有想到，老友谭慕平最近送给我一部长篇小说《镇安坊》书稿，竞也是一部“写妓女”的文学作品。它写的是宋徽宗赵估与当时名妓李师师的私情故事，但却重新塑造了李师师这位名妓的形象，赋予这一形象以新意，写出了她从“情妓”而“侠妓”而“义妓”的思想发展历程及其在北宋王朝败亡时的悲壮结局。难得的是，这样写李师师并非“戏说”，而是在北宋末年的历史大背景下完成它对李师师的精心塑造的。

    关于李师师，《贵耳录》卷下、《浩然斋雅谈》卷下、《少室山房笔丛》卷四十一《庄岳委谈》下、《坚瓠集》等都有记载。《词品拾遗》更有专条《李师师》：“李师师，汴京名妓，张子野为刊新辞，名《师师令》，略云：‘蜀彩衣长胜未起，纵乱云垂地。正值残年和月坠，寄此情千里。’秦少游亦赠之辞云：‘看偏颍川花，不似师师好。’后徽宗微行幸之，见《宣和遗事》。（下略）”商务印书馆出版的《中华人名大辞典》“李师师”条目谓：“李师师，宋名妓。徽宗好微行，尝至其室，赐予甚多。以微服野行，不能常继，因筑潜道通其宅。帝禅位，师师乞为女冠。金人破汴，主帅欲深得师师，张邦昌等踪迹之以献金营。师师折金簪吞之死。”在历史上，李师师确有其人，确是名妓，且是皇帝追求的名妓。但她不是只认钱不讲情的无情女，而是一位情有独钟的情妓。谭慕平写她起初也曾企图“从”读书人贾奕的“良”，对贾奕有情，但后来贾奕弃儒经商，有钱了，商人化、庸俗化了，李师师才对贾奕绝了想头。著名音乐家周邦彦教她怎样弹好琴，唱好曲，在教学中她对周邦彦也产生了感情，但周邦彦毕竟大了她整整一个辈分，又是一个有家室的人，因此她对周邦彦的情，也只能以休止符结束。宋徽宗赵估以皇帝之尊，君临镇安坊，作为妓女，她不能不接待赵估。但是，她却坚决拒绝了赵估要她人宫当妃子的请求。她宁愿做精神独立的妓女，也不愿进宫受皇后、妃嫔们的凌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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